洛阳牡丹的兴盛得益于士大夫们的推崇

北宋时期，洛阳牡丹文化逐渐形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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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端创作者大宋趣史

牡丹为花中之王，提起牡丹人们一定会想起洛阳牡丹，洛阳牡丹文化形成于宋朝。据统计，《全宋诗》有两百多首描写洛阳牡丹的诗，“洛邑牡丹天下最”“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”，宋朝人诗词中，洛阳牡丹天下第一的说法屡屡出现，可见宋朝洛阳牡丹文化的兴盛。洛阳为十三朝古都，牡丹在唐朝中期已成上流社会风尚，唐庄宗洛阳皇宫内，曾经种植牡丹一千多棵。但此时洛阳牡丹地位尚未突出，直至北宋时期洛阳牡丹文化逐渐形成。

北宋诗人刘山老，腿脚不好外号“刘跛子”。他每年必定不远千里，从开封到洛阳看牡丹，腿脚不方便只能拄着拐杖走路，一直待到春天过去了才走。他曾写过《满庭芳》：“醺醺醉，不知明日，何处度朝晡。洛阳，花看了，归来帝里，一事全无。”

宋人说的花就是指的牡丹，“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。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，其名之著，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。其爱重之如此。”如今开封到洛阳，走路需要1天20小时约180.6公里，开车需要2小时38分钟200.9公里。一个残疾人行动不便，走路至少要多花4天时间，这么远也要来看洛阳牡丹。看完洛阳牡丹，刘山老说什么烦恼都忘记了。可见洛阳牡丹的魅力。

宋朝洛阳牡丹文化的深厚，得益于观赏的便利，既有平民百姓们可以观赏牡丹的寺院、公园，也有私家花园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·风俗记》记载：牡丹最盛于月陂堤、张家园、棠棣坊、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，至花落乃罢。

月陂堤是始建于隋朝的堤坝，后晋天福八年（943年），月陂堤上修建了福严院，寺院内种植了很多牡丹，培育出牡丹品种彤云红、玉板白。此处成了公园，可供平民观赏。张家园是宋太宗、宋真宗时期宰相张齐贤的园林。棠棣坊为唐朝时官府所在地，种植有牡丹。北宋赵匡胤时期官府迁走，此地成为牡丹公园。长寿寺始建于唐朝，与福严院一样种有很多牡丹。郭令宅是唐朝郭子仪家牡丹园，虽是私家花园，但不禁止外人观赏。

洛阳牡丹的兴盛还得益于士大夫们的推崇。洛阳是北宋退休官员的首选之地，如富弼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范镇等，每一个都是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。富弼是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三朝宰相，获封郑国公，他在洛阳的园林叫富郑公园。著名的洛阳耆老会初次聚会，即在富郑公园举办。园内种植很多牡丹，有次牡丹花开放，富弼邀请文彦博、司马光等人前来观赏。他们留下了很多推崇洛阳牡丹的诗词。

洛阳牡丹文化得益于欧阳修的推广。天圣九年（1031）至景祐元年（1034），欧阳修任洛阳推官，从此他和洛阳牡丹结下不解之缘。“曾是洛阳花下客，野芳虽晚不须嗟”“洛

阳地脉花最宜，牡丹尤为天下奇”，欧阳修留下很多描写洛阳牡丹的诗句。此外他还写了《洛阳牡丹记》，这是已知最早的牡丹著作，介绍了洛阳牡丹的品种和洛阳赏花习俗，以及牡丹的养殖方法。其后周师厚写了《洛阳花木记》，张峋写了《洛阳花谱》，丘浚写了《牡丹荣辱志》。这都要归功于欧阳修开创先河。

另一位思想家邵雍（1011年~1077年）很喜欢洛阳牡丹，留下众多牡丹诗作，是牡丹的知己。有一次邵雍和章惇一起谈论洛阳牡丹，章惇口若悬河说了一通，邵雍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洛人以见根拨而知花之高下者，上也；见枝叶而知高下者，次也；见蓓蕾而知高下者，下也。如公所说，乃知花之下也。”“人不善赏花，只爱花之貌。人或善赏花，只爱花之妙。花貌在颜色，颜色人可效。花妙在精神，精神人莫造。”

邵雍点出了洛阳牡丹文化的精髓，那就是在于精神，精神是别人模仿不来的。他把洛阳牡丹文化提升为更高境界，这一点对现代人仍很有启发。宋朝人总结牡丹的精神是“劲骨刚心”有气节，有刚克柔之态。

洛阳牡丹花以姚黄、魏家花最为著名。姚黄一嫁接枝值五贯，此时京西路一斗米大约五十文，按照现代一斤米3元钱折算，大约是4020元，可谓天价。因此洛阳人极为珍视姚黄，不想外传。魏家花长于赵匡胤时期宰相魏仁浦家，有人想观赏牡丹需要付门票钱十多文钱，魏家一天就能收到十贯钱，相当于8040元，门票价格大约是8元，价格还算公道，每天至少有一千人来观看。魏家花初出时一嫁接枝值五贯，宋仁宗景祐元年时值一贯，相当于804元。

官方也组织赏花活动，叫“万花会”。举办宴会的地方，以花为屏帐，梁、栋、柱、栱，都用竹筒贮水里面放上牡丹。民间则在傍晚时分有牡丹花市场，人们拿着竹篮卖花，即使是穷人也戴牡丹花饮酒庆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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